我是台湾的，去了一趟北京才明白，大陆根本不是我之前想象的样子

出发去北京前一晚，我妈把一万块折得整整齐齐的人民币现金，用塑料袋包了三层，硬塞进我贴身内裤的暗袋里。 她一边拉上我行李箱的拉链，一边压低声音叮嘱我：“阿诚，到了那边千万别乱说话，水要买矿泉水喝，千万别喝自来水。晚上天黑了就待在饭店里别出来，钱要分开放，路上要是有人跟你搭话，你笑笑走开就好，听到没有？” 我看着我妈那张写满焦虑的脸，心里也跟着发毛。那时候是2018年秋天，我二十七岁，在台北一家文创公司做视觉设计。去北京，是因为公司接了一个两岸青年文化展的案子，主管临时阑尾炎开刀，这个出差的差事才砸到我头上。 在我的记忆和生活圈子里，“大陆”这两个字是模糊又带着某种荒诞色彩的。电视里的名嘴整天唾沫横飞地讲着对岸吃不起茶叶蛋、高管上厕所没有门；脸书和PTT上的帖子里，满是对岸落后、蛮横、人人冷漠如冰的冷嘲热讽。 带着这满脑子的偏见和暗袋里沉甸甸的现金，我坐上了飞往北京的航班。 飞机降落在首都机场第三航站楼。舱门打开的那一刻，一股干燥而带着微凉泥土气息的空气扑面而来，跟我习惯的台北那种黏腻潮湿的空气截然不同。 我推着行李箱，做好了面对破旧大厅和脏乱地面的准备。然而，走过长长的连廊，出现在我眼前的却是一片望不到头的宏大空间。阳光透过巨大的流线型穹顶洒下来，钢结构的屋顶像某种巨大的金色飞翼，地面光可鉴人，拖着行李箱的人们步履匆匆，安静而有序。我愣在传送带旁边，甚至忘了第一时间去掏手机。 在机场便利店，我挑了一瓶水和一包口香糖，走到收银台前，把手伸进外套内侧，费劲地抠出两张百元大钞递过去。 收银员是个扎马尾的年轻女孩，她看着那张红色的百元大钞，又看了看我，眼神里闪过一丝极短的诧异，随后歉意地笑了笑：“帅哥，能用手机支付吗？这会儿刚开班，我零钱盒里找不开一百的。” “我……我没有那个。”我有些窘迫，说话的声音不自觉带出了浓浓的台湾腔，“台币可以吗？或者刷Visa卡？” 女孩噗嗤一声笑了，完全没有我想象中的粗鲁或者不耐烦，她直接从自己口袋里掏出手机，在扫码枪上“滴”了一下：“算了，我帮你付吧，一共八块钱。看你是刚从台湾来的吧？北京这边现在连胡同里卖煎饼的大爷都用二维码了，现在很少用现金了。” 我僵在收银台前，手里捏着那张还没捂热的一百块钱，脸颊烫得发烧。在台北，我们引以为傲的便利店文化里，现金依然是绝对的主角；而在北京，我却因为掏出一张货真价实的钞票，成了一个落伍的外星人。 出了航站楼，我打了一辆出租车去朝阳区的酒店。司机是个五十多岁的大爷，剃个寸头，车窗开了一条缝，车里放着相声。 “师傅，去建国门外大街，谢谢。”我尽量让自己的普通话听起来字正腔圆一点。 师傅透过后视镜瞥了我一眼，乐了：“台湾过来的？您这口音一听就听出来了，软糯糯的。来北京旅游还是办事儿啊？” 我心里警惕的弦一下子绷紧了。我想起我妈的交代，敷衍地说：“来工作几天。” “秋天的北京最好的季候，不冷不热。”师傅丝毫不介意我的冷淡，单手扶着方向盘，熟练地在机场高速的车流里穿梭。 我看着车窗外。没有我想象中的土路和自行车大军，双向八车道的高速公路上车流如织，远处是鳞次栉比的摩天大楼，在夕阳下折射出冰蓝色的金属光泽。路旁的绿化带修剪得整整齐齐，高大的杨树笔直地立在路边。 “师傅，这路……一直这么宽吗？”我忍不住问了一句。